二手书店被菜场、旅馆和网吧包围复旦旧书店夹缝中求生存

　　站在杨浦区政肃路国年路口，你的视线首先会被“国年路菜市场”6个半米见方的绿底白字所牵绊。菜市场横占了整段街道的三分之二，蔬菜、水果、肉禽，和熙攘人群一样充盈。视线稍往旁移——旅馆和粥店的招牌，因其鲜明亮红的色彩，继续把视野占据得满满当当。

　　“复旦旧书店”，名字和招牌一样朴素。3个招牌里，一个写着广告语“为书找读者，为读者找书”；一个实为旧书收购启事，标明“古旧书籍、字画以及各类老杂件”均“长期高价收购”；最后一个招牌，上书5个繁体字“復旦舊書店”，“店”字已严重破损。招牌和名字一样，“旧”。

　　招牌下的石墩上系着一条黄狗，常招来另一条同色小狗，按楼下粥店老板的说法，“常年打架”。它们长久撕扯一块破布垫，不绝的犬吠声盖过菜场传来的摊主与顾客的讨价还价声、摊主间对喊似的问候声、摊主收音机里新闻广告的播音声。

　　从招牌旁的楼梯往上走，随梯绕过一个弯，外面的声音竟被奇迹般地过滤掉了。正对楼梯的，是旅馆大门。在大门左边的地上，竖着“复旦旧书店”招牌。它在旅馆、菜场和粥铺激烈抢占地盘的夹缝里，虚弱地发出最后一声招揽顾客的呼唤。

　　左转，进书店。一爿两米高的立柜从地面撑到天花板。这排有些漆皮已剥落的箱柜是“寄包处”。旁边是同样从地面撑到天花板的木棕色书架，摆满封皮各异的书籍。再往里，书架任意地横插在这个不超过80平方米的空间内，其上的书本，横放、竖放皆有，尽可能填满了书架的可用空间。这时，要看清最高一排的书名，必须努力踮脚、抬头。

　　一仰头，会惊异地发现，正常的一层楼被硬生生辟成了上下两层。二楼从墙角到屋顶，依旧堆满了书，从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声的木楼梯往上走，总感觉脚下木板随时会断裂，扑面而来的书墙随时会倒塌。“小心碰头”“注意安全”“请勿靠栏”等标语，被很应景地贴在木梯尽头。

　　书店常客老谢在一旁解释：“以前啊，这楼上都是开书店的。后来做不下去了，二手书店面积才越缩越小，旁边才有旅馆、网吧和菜市场。”退休前，老谢是虹口区北郊中学的语文教师，那时就是老顾客。“以前书店叫什么来着？哎，我都想不起来了，十几年了。”他焦急地挠头。老板娘一笑，不疾不徐地从柜台底下扯出一个塑料袋，摆到桌面上——袋子印着它曾经的名字：上海科技图书公司。

　　她这一笑里，有难言的苦衷。书店目前每日营业额约500元到700元，其中只有40%的书是书店所有，剩余60%来自别人寄售。寄售书籍由主人定价，一旦成交，四六分成(书店占六)。如此算来，书店的实际日收入最多不过500元，一年不足20万元。每年光是房租加水电费，就要花至少10万元，再扣去收购旧书的成本，利润所剩无几。

　　店内二手书进货渠道有两种：一是店主上门收购旧书，二是接受寄售。出售渠道也分网络与实体销售两种。网上销售的，标价略高，“销量虽一般，但还是比这里好一些，能补贴实体店。”老板娘介绍，书店没有经费再去做广告和宣传，推广渠道只有一种——口口相传。

　　“印传单去周边高校派发”的宣传方式，书店不是没试过。但大多数学生看一眼就扔掉了，广告效果并不好。“印一张传单还要7分钱呢，不想要的话，还给我好了。”老板娘算过这笔账，不免心疼。再后来，学校的阻力也接踵而至。“他们说在复旦门口发传单，要到保卫处去登记，太麻烦了。二手书店”书店从此放弃宣传。

　　店内出售的书本类型“很杂”。“我也说不清究竟有哪些书，只知道肯定没有教材、没有杂志。”被问及书店现存书量与最热门书种，老板娘两次利落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　　这里的书没有明确定价或折扣，老板娘说“凭感觉”。有人讲价，如果是寄售的书，没有余地；如果不是，就可以便宜五毛到一元。成交付款，老板娘拿出账本，记下书本编号与价格。收款处，没有电脑。

　　顾客无外乎三类：学生、教师和老人。近年来，学生日益稀少，教师也没增加，老板娘叫得出名字的，只有复旦中文系的傅杰教授一人。反倒是老年群体渐多。“不买只看，像逛图书馆”。二手书店说话间，走进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，手里拎着小板凳，颤颤巍巍地爬上了二层，放下凳子，静静坐下。“他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。”老板娘对此并不介意，跟老人热络地打招呼。“反正也不影响营业。”

　　还有一个顾客，令老板娘印象深刻。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，来复旦旧书店淘书，当场撂下话：“这么好的书店，复旦怎么不扶持？搬到我们学校周边来，让复旦人哭去！”

　　老谢退休前，坐133路公交车，从虹口到杨浦，转遍了复旦周围的书店。退休后，他仍坐133路，但众多书店“百花齐放”的局面一去不复返。比如，南区步行街原有5家书店，都消失于两年前整条街的拆迁。“还能让我落脚的，只剩复旦旧书店与附近的古月旧书店。”

　　从小就爱书的老谢，如今却不得不卖掉部分藏书。“没办法，家里没人看，又放不下，只好一点点搬过来。”他的儿孙，“都不要看这些书”。

　　这些书包括《江泽民文选》《中国古代散曲史》《北岛诗集》……其中一些卖得好，“解放前出版的、关于‘文革’的，常一上架就被买走。”也有些书，“寄售八个月了，还在。”

　　拥挤的书店里，两个书柜属于他——从前在二层，老板娘体恤他年纪渐长，换到了一层。二手书店他推一辆买菜常用的小推车，气喘吁吁地走进书店，车筐内装满了书。

　　老谢慢慢从筐里拣出书，二手书店打开包书袋，几番摩挲，才放上书架。老板娘拿笔逐本抄下定价。他总要犹豫很久，才能决定每本书卖多少钱。

　　“当年都在书店买，二手书店原价。”他打开一本散装《二十四史》，末页有“上海书城”蓝色印章，时间是1989年。

　　这位退休教师回忆起曾教过的爱看书的孩子。“他们都爱找我借书，参加‘新概念’作文赛，捧回一堆奖。”讲到当下，“现在许多孩子啊，不爱看书。”他用力摇摇手，伴随无语叹息。

　　复旦旧书店一度快撑不下去了，想关门。老谢听说后，急得不行。“我就是喜欢这种氛围，好书要一本一本耐心找，像发掘文物。”

　　他说起附近重新开张的鹿鸣书店。“我去看了，弄了个大院子，种些花花草草，估计是想折腾出‘庭院深深’的感觉。我不喜欢复杂。简简单单，多好。”他环顾四周，从粉刷不平整的天花板，到堆满旧书的墙角。

　　提到鹿鸣书店，老板娘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复旦一手扶持了鹿鸣。开张那天，校长副校长都去捧场。”鹿鸣书店的老板顾振涛，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——在她看来，这层“关系”使他得到了复旦旧书店得不到的支持。“没办法，那些扶持不是靠我们争取就能有的。”

　　胡愚在这时走进了复旦旧书店，他断言：“卖二手书的还能勉强维持，做新书的店必然会关门。”鹿鸣书店所售之书正是新书。“价格贵，哪来的出路？说老实话，现在价格就是买书的决定性因素。”

　　从上海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胡愚，以姓氏“胡”而命名了“古月书店”，历经17年，现状是“生意好不到哪里去，买书的人，包括复旦学生，很少很少，而且越来越少”。

　　“网络的冲击太大。”胡愚认为，现在的大学生不爱买书，并不代表阅读的式微，只是“阅读方式改变了”。“90后用手机和电脑阅读早已成为习惯。谁还在坚持读纸质书？恐怕只有中老年人吧。”

　　高校周边没有几家像样的书店，未免有点可怜——复旦旧书店老板张强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；然而，胡愚的观点却大相径庭，他对实体书店的行业展望，近乎全盘否定。

　　“十年前，复旦大学门口还有许多盗版书摊，管理部门想抓都抓不完。现在可好，连盗版书都很少有人卖了，你就知道这个行业的衰败，已经挡不住了。”

　　“多年后，书店可能会变成博物馆，纸质书变古董。国家不会让它们消失，至少要保证，想买书的人，还能买到。但那时，必须由国家出钱养着，才能勉强存活。就像一些戏曲品种，受众越来越少，国家不得不出钱补贴……将来某一天，带小朋友去博物馆参观，告诉他们，看，这就是书店。”冒出这个残酷设想后，胡愚自嘲地笑了笑。

　　有了这些想法，他现在的工作状态，自然谈不上积极。“能混就混下去，不行再想办法。”他坦言，自己其实也很少看书，但因为没有其他一技之长，只好先待在这个前景黯淡的行业里。“不要以为我‘坚持’开书店很高尚，一旦找到更赚钱的工作，我马上就会扑过去的。”

　　闲暇时，胡愚也喜欢来复旦旧书店转转，二手书店被菜场、旅馆和网吧包围 复旦旧书店夹缝中求生存毕竟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。他经常逛着逛着就摇头叹息，跟一旁的老谢，共同感慨纸质阅读的悲观命运。

　　不远处，那位坐在自带板凳上的老者，屏息凝神，透过厚厚的老花镜片，逐一辨认书架上的书名，仔细翻阅。他保持着挺胸平肩的姿势，坐在那儿，将近一个下午，几乎一动不动。

　　在他耳边，有胡愚跟老谢的高声交谈；有老板娘与一个学生的讨价还价，后者买了一本《图说微观经济》，试图将价格从10元砍到8元；还有书店门口一群女生的尖声议论，她们刚从对门的网吧走出来，讨论要去哪里吃饭；以及楼下不时传来的汽车鸣笛声、刹车时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。